“金乡”一名始见于南宋，公元1129年，南宋高宗赵构建置了金舟乡，相传是金舟乡从海面浮起时，有沉船之骸附金银珠宝而得名。

此后，海滨小镇金乡一直属于历史舞台的小配角，直到明初洪武年间，汤和奉命巡视海防，设立金乡卫，才成为浙南海防要地。随着各地军士驻防金乡卫，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浙南军事、贸易枢纽，民间手工艺也随之兴旺起来。

除一部分从事手工业的能工巧匠外，不少居民有从事小商小贩与日用小五金买卖、纸制品制作的传统。

到改革开放初期，当地就有不少人从事与金银器、铸造相关行业。据陈加枢回忆，他的爷爷就是当地有名的金银器师傅，从那时候算起，家族从事金属加工行业已经有近百年历史，属于徽章行业少有的百年老字号。

由于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的特殊地貌，到上世纪70年代末，金乡人均耕地0.35亩，只有两家国营工厂，100多名职工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找到出路。

因此，改革开放后，当地不少人加入“供销大军”，靠着走遍千山万水、历经千辛万苦、想尽千方百计、说尽千言万语的“四千”精神，在全国各地跑业务，通过卖校徽、饭菜票、工作证、标牌赚到了第一桶金。

据陈加枢回忆，当时他揣着100块钱跑到山西卖“三好学生”校徽，一周下来跑了7000多元业务额，直接买了台时髦的收音机回家，成了镇上“最靓的仔”。

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腰包鼓起来后，当地有识之士意识到，传统家庭作坊的生产方式难以适应未来竞争的需求，掀起了投资办厂热潮。

不过，由于当时经营管理水平落后，一些工厂的股东们只想当老板、不想抓生产，一段时间下来，不少工厂就成了亏损大户，仅金乡徽章厂一家就亏损了30多万元，这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。

工厂经营不下去，股东们吵着要散伙，最后厂房连同债务都转到了陈加枢名下，让他收拾剩下的烂摊子。

当时的金乡徽章产业技术水平落后，基本靠人力手工打造，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因此工人效率如何直接决定厂子的生死。陈加枢带领金乡徽章厂成了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，率先抓管理，搞计件工资，在淘汰了一批混日子的员工后，逐渐起死回生。

站稳脚跟后，金乡的“徽章人”决定主动出击，去上海打开一片新天地。由于位置偏远，当时从金乡去上海只能靠步行，再换乘汽车、轮船，至少需要两天时间。

1986年，金乡徽章厂花4万多元在上海如意酒家摆了30多桌酒席，邀请200多家客户到场订货，打出了“比质量、比价格、比速度、比服务”的广告，“敢同大厂比高低，再向品牌争效益”。

陈加枢回忆，4万多元刷新了酒店当时的营业额纪录，把酒店经理都“吓到了”。到场的上海市领导称他们是“刘姥姥进大观园，乡下人闯大市场”，引得上海多家媒体争相报道，免费打了几天广告。

这次大手笔闯荡上海滩为金乡徽章打开了知名度，不久之后，有一家美国企业慕名而来，定制了大批军用帽徽、领花，金乡徽章顺势打开了英国、联合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市场，军用、民用订单纷至沓来。

1993年，金乡徽章厂共制作了300多万枚徽章打入国际市场，创汇100多万美元。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35万枚纪念章也出自金乡。

昔日的海防要塞，开始逐渐蜕变为“徽章联合国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