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名校“总裁班”如今已是多如牛毛，但被推上法庭的，清华大学继续教育总裁班拔了个“头筹”。

“这很可能成为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。”一位业内人士表示，即便只是一场口水仗，名校的金字招牌与金钱之间的眉来眼去，也将变得不那么热辣和赤裸。

事情还得追溯到一年前。

2008年1月，于博花了3.7万元后，成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“总裁班”学员。开班后，招生广告中承诺的林毅夫、郎咸平等多名专家、学者均未到场授课。而且，教师整体素质不佳。

同年10月，于博以个人名义，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牛年的大年初一，他收到法院的判决书：一审落败。

【内幕】结业证书外壳小卖部买的

胜利似乎偏向了清华一方，可随后发生的事情，让所有人都不曾预料到。

就在于博为如何搜集更多的证据以备上诉之需时，张某主动浮出了水面，作为合作方，他具有揭开高级研修班头上“神秘面纱”的能力和“资本”。

张某说，办研修班双方合作最核心的是利益分成。按照他与校方的协议，如果招生人数达到45人，所收学员学费按如下比例分配：甲方（某大学培训中心）占60%，乙方占40%；如果招生人数低于45人，乙方坚持开班，所收学员学费分配比例甲方视具体情况要高于60%。

实际上，张某只招到了27名学员，最终，某大学培训中心收取学员学费的72%，张某获得剩余的28%。每名学生的学费是32800元，算下来，某大学培训中心共分到63万余元，张某得到24万余元。

按照张某与培训中心的协议，教师讲课费的上限为6000元，然而，在张某看来，6000元远不够。

“优质老师的身价在业内基本上是公开的，一流院校的博导每天的报酬1.5万到3万元，上过电视的更贵一些。”张某说，他曾与校方商定了一名这家名校的老师来研修班授课，课酬为一天1.2万元，但人家嫌低。

“如果我像其他高级研修班的中间供应商一样，为了赚钱，师资、课件等都不保证，就有可能出现于博诉清华大学这样的事。”张某无奈地表示。

在张某提供的他和某大学培训中心签订的有关协议中，作为甲方的培训中心有四项权利和义务：审查学员入学资格，负责为学员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备案；审订乙方提交的教学课程方案；审查乙方所联系的师资人选；负责学员的成绩考核，向全部课程合格的学员颁发结业证书。“他们做到了几点呢？据我所知，有的学员一天课也没上，也拿到了结业证书。在整个过程中，培训中心基本上只做了两件事：盖章和收钱。就连那张鲜红的结业证书外壳都是我花5元钱从小卖部买来的。”张某有些愤愤地说。
 

 据了解，“继续教育”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的。随着“终身学习”、“学习型社会”的理念被公众认可，高等学校在继续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。

2000年，中国高校继续教育协会成立，作为其日常办事机构的秘书处也设在清华大学。而来自清华继续教育学院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，仅2007年在该校参加面授培训的人数就达5.9万人次。

北京京银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云林告诉记者，与越办越多的培训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我国继续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存在缺失问题。尽管我国教育法、职业教育法、劳动法中都有关于公民参与职业培训的规定，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三条也明确规定，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办学条件，承担实施继续教育的工作。但这些都是原则性的规定，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、专门针对继续教育的法律，特别是对于高校举办的继续教育项目，在法人结构、组织形式、运行原则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。